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喂马、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……”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对质朴、单纯而自由生活的向往，也是我们很多移友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，而这也是多囊肾病人谭女士的愿望。

2024年11月，谭女士在完成肾移植后逐步恢复正常生活，“我希望所有器官移植病人都能充分相信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，相信这里的每一位医生，也相信我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，未来会拥有美好的生活。”她对器官移植有了新的认识。

起初，谭女士由于对肾移植术后排斥风险的恐惧，一直不敢面对这个手术。“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事情，都是由那些即使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也持续尝试的人完成的。”戴尔·卡耐基在《人性的弱点》这样说。谭女士也正是在恐惧下希望尝试通过肾移植来改变命运，她渴望从外界得到更多力量和支持，而在器官移植研究所赵大强副教授的门诊中，通过赵教授的详细介绍，她才了解到肾移植的优势和可能性，心里的恐惧也逐渐在交流中消散，于是决心尝试肾移植手术。“随后赵医生耐心协助，指导我们一步步办理术前的检查和资料，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。”

“面对多囊肾遗传病多年的折磨，我曾感到过无助与绝望。然而，肾移植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”2024年11月2日，谭女士接受了来自弟弟的亲属肾移植手术。尽管术前DSA（供体特异性抗体，Donor-Specific Antibody）阳性，存在术后排斥风险增加的问题，但看到其他多名肾移植病友手术成功、术后迅速恢复后，她和家人的焦虑也逐渐消散，坚定地相信一切困难和风险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中。手术后，也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，身体逐步地康复了。

器官移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，被拆分到每一个月、每一天，人们会发现，宏大的命题往往来自于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。在谭女士住院期间，赵大强副教授和张利民医生每天都会耐心询问她和她弟弟的感受，关心每一个细节，关注每一个检查指标，并及时做出调整。“虽然多年的求医经历让我习惯了医生的不苟言笑，但在这里的医护人员身上，我感受到了被呵护和善待的温暖。”

医生在移植病人眼里就是希望，他们用自己的敬业精神和日常工作诠释了“平凡”与“非凡”的界线，其实那一项项工作背后，不过是跟你我一样平凡的人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日拱一卒的微小努力，却爆发出了足以在移植病人心中留痕的力量。谭女士对赵大强副教授和张利民医生的专业与责任心倍感温暖。“我们真是幸运，能够接受两位年轻有为又帅气的‘男神’医生的治疗，以及被这么多美丽温柔又专业的‘天使护士’日夜守护。”

疾病从来不是人生的某道关卡，只要用力越过，依旧有雨后彩虹的绚烂。与疾病相伴了许久的移植病友，更是用“坚强”诠释了顽强的生命力，留下一个个或感人或勇敢的故事。“我想告诉更多的人，移植后，我的生活更多彩！”谭女士对拥有重获新生机会由衷感激，也感谢在器官移植研究所遇到的所有病友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共同面对挑战，让她倍感力量。

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了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生活，但无数种可能性也给了每一个人重获新生的希望。从此刻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，希望更多的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无畏面对，向前走去，能够通过器官移植重新回归美丽的生活。

科普：

DSA（供体特异性抗体，Donor-Specific Antibody）检测对肾脏移植等待者和移植团队具有重要意义。具体如下：

1. 评估移植排斥风险

DSA是什么？它是体内产生的针对供体肾脏HLA抗原的特异性抗体（可能因输血、妊娠、既往移植等接触异体抗原形成）。

高风险信号：若检测到高水平的DSA（尤其是强阳性），提示移植后发生抗体介导的排斥（AMR）的风险显著增加，可能影响移植肾存活。

2. 决定供受体是否匹配，避免HLA冲突

DSA报告会详细列出肾脏移植等待者体内存在的针对潜在供体HLA抗原的抗体的平均荧光强度（MFI）。若存在强DSA，通常认为该供肾与肾脏移植等待者“不兼容”，需另寻匹配度更高的供体。

3. 指导术前脱敏治疗

若DSA水平较高，医生可能建议脱敏治疗（如血浆置换、免疫球蛋白、利妥昔单抗等），以降低排斥风险。

动态监测：DSA水平的变化（如治疗后的MFI值下降）可评估脱敏效果，指导调整脱敏方案。

4. 术后监测与干预

早期预警排斥：移植后定期监测DSA，若DSA水平升高，可能提示亚临床排斥，需及时干预（如调整免疫抑制剂）。

长期管理：DSA逐步出现或缓慢升高与移植肾失功相关，长期监测有助于维持移植肾功能。